中国几千年来的文明历史，光华灿烂，这其间出没的文化墨客数不胜数。为何苏东坡独得众人追捧？

有书君认为，这得益于苏本坡的文学贡献和豁达个性。

一、 苏轼的文学贡献。

1、 “廷臣无出其右”。

苏轼才华纵横。他在文、诗、词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造诣，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。

而且苏轼的创造性活动不局限于文学，他在书法、绘画等领域内的成就都很突出，对医药、烹饪、水利等技艺也有所贡献。

宋孝宗在为东坡文集所写的《御制文集序》中称他：“一时廷臣无出其右。”这位皇帝老儿认为苏东坡的才华其他大巨都比不上。

苏轼的才名不仅在当朝传扬，在辽、西夏、高丽等国也早已广为传颂。

在一次外交宴会上，辽国使臣刘霄高声朗诵：“痛饮从今有几日，西轩月色夜来新！”并热情邀请苏轼满饮杯中之酒。

苏轼不无惊异地写道：“虏也喜吾诗，可怪也。”

可以说，作为北宋艺术才华最全面之人，苏轼对增进宋朝与周边各国的文化与情感交流起到了推动作用。

2、 苏轼的文学贡献。

我们都学过宋词《明月几时有》，也听过由这首词改编的歌曲。这首朗朗上口、意境深远的词就由苏轼写就。

他的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：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…… 其奔放豪迈、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般，几千年后还被国人诵唱。

苏东坡的豪迈词风，转变了词的文学地位。

自晚唐五代以来，词一直被视为“小道”。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，推进了词体的发展，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。

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。他认为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，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。

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，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。

在两宋词风转变过程中，苏轼是关键人物。他强化了词的文学性，弱化了词对音乐的依附性，为后代词人指出“向上一路”。

正是在他的倡导下，宋词的体式和内容得到了很大的扩展，使得宋词得以与唐诗一并发扬光大。

二、 何妨吟啸且徐行。

苏轼有句名言：“守其初心，始终不变”。他在曲折坎坷的一生中，始终泰然自若，豁达乐观。

正如他在其词《定风波·莫听穿林打叶声》中所描绘的那样：何妨吟啸且徐行。

苏轼的一生，是漂泊的一生。他人生的大部分时间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。

苏轼四十三岁时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，在黄州，苏轼住在江边的一间简陋小房里，没有积蓄没钱吃饭，苏轼不得不亲自下地耕种。

面对生活上的窘迫，苏轼并未将身外之物的多寡看在眼里。江边小屋他住的十分快活，黄州贱如泥的猪肉他也吃的津津有味。

还给后人留下著名的“东坡肉”食谱。

重回朝堂后不久，苏轼因新旧党争再次被贬，当时的他已经是个五十九岁的老人了。

在被贬的路上苏轼还曾写诗表扬自己“浩然天地间，唯我独也正”，到达惠州。

面对前来迎接他的惠州百姓，苏轼大为感动“仿佛曾游岂梦中，欣然鸡犬识新丰”。

绍圣四年，时年六十二岁的苏轼再次被放逐到海南儋州。

宋朝时的海南还是荒凉的蛮夷之地，被贬至此处的苏轼并未一蹶不振，而是扎下根来，办学堂，兴教化，把日子过得风生水起，成为儋州文化的开拓者。

在儋州，他写下“我本儋耳氏，寄生西蜀州”来表达对儋州之地的热爱。儋州并未成为苏轼人生的埋葬地，而是成为了其幸福的源泉。

苏轼将他的三次被贬经历看作他毕生的事业，“问汝平身事业，黄州惠州儋州”。

与一般的文人因为愁苦而“长太息”不同，苏轼善于苦中作乐，他的豁达与通透得到更多人的喜爱。

三、 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。

苏东坡趣味轶事很多，有次他与王安石同行，见到一房子根基已动，一面墙向东倾斜。王安石出上句戏曰：此墙东坡斜也！苏东坡大笑，随之对曰：是置安石过也！

东坡挚友佛印，虽是出家人，却顿顿不避酒肉。这日，佛印煎了鱼下酒，正巧苏轼登门来访。佛印急忙把鱼藏在 大磬（ 木鱼）之下。

苏轼早已闻到鱼香，进门不见，心里一转计上心来，故意说道：“今日来向大师请教，‘向阳门第春常在’的下句是什么？”

佛印对老友念出人所共知的旧句深感诧异，顺口说出下句：积善人家庆有余。苏轼抚掌大笑：“既然磬（庆）里有鱼（余），那就积点善，拿来共享吧”。

苏东坡陷入“乌台诗案”的那次差点丢命。在被钦差捉拿进京时，家里人一片哭声，苏东坡居然还有心情给大家讲故事。

并在故事中杜撰了一首诗，苏夫人听了，破涕为笑，这首诗最后两句是：“今日捉将宫里去，这回断送老头皮”。

一个人若有才而无趣，那是高冷；若无才也无趣，那是蠢笨；若无才而有趣，那是耍活宝……苏东坡却是那种极有才加极有趣的人。

苏东坡这样才华横溢而又通透有趣，得到众人的追捧也在情理之中。

诗人余光中曾说过：“旅行，我不想跟李白，因为他不负责任，没有现实感。

我也不想跟杜甫，因为他太苦哈哈；而苏东坡就很好，我们可以做很好的朋友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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